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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少華
我是1968年冬天初中畢業的。本應7月畢業，但時值“文革”，無所謂學制。甚至畢業都算不上。1965年上初中，1966年“文革”，勉強上瞭一年課，代數隻學到一元二次方程就沒瞭下次—那能叫初中畢業嗎？然而我畢業瞭，畢業回傢，回傢去生產隊（村）幹活。記得那年冬天冷得格外狠，說撒尿成棍未免玄乎，但滴水成冰絕不含糊。沒想到，比這更冷的冬天正在那裡等我。
十五六歲的我白天揮舞尖鎬刨凍糞，晚飯後摸黑去生產隊隊部的大筒屋子開批鬥會—批“地富反壞右”黑五類。批別人倒也罷瞭，問題是批的不是別人，批的是我爺爺，我親爺爺。
準確說來，批的不止我爺爺。記得那天隊部大筒屋子南北兩鋪大坑坐滿瞭人。正中間房梁吊著一個一百瓦燈泡，燈泡下放一張瘸腿桌子，桌旁坐著政治隊長、貧協主任，要挨批的三個人在桌前站成一排。三人年齡都五六十歲，胸前都掛著一塊小黑板，頭上都戴尖頂紙糊高帽，黑板和高帽上用白粉筆或毛筆歪歪斜斜寫著三人的名字（名字被大大打瞭個紅×）。爺爺個頭高，站中間，罪名寫的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。左側謝二爺：“現行反革命分子”，右側朱大爺：“國民黨建軍軍長”。
批鬥會開始前政治隊長高聲念毛主席語錄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：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”、“階級鬥爭，一抓就靈”。念罷不知何故，小學沒畢業的他居然足夠流利地背瞭毛主席詩詞：“四海翻騰雲水怒，五洲震蕩風雷激，要掃除一切害人蟲，全無敵。”批鬥會先批我爺爺。紅眼邊貧協主任揭發說我爺爺槍法特準，曾一槍打下過兩隻野鴨子—“打鴨子都那麼準，打人還能不準嗎？快交待你打死過多少貧下中農！”爺爺分辯說自己隻打野鴨不打人……“你還敢狡辯！還不認罪音響改電容！”於是有人從後面按我爺爺的脖子叫他低頭認罪。爺爺生性倔強，按一下，他挺一下，死活不肯低頭。這當口，坐在我身後的從縣城一中高中畢業回來的小夥子突然舉起拳頭高喊：“打倒林××！”沒等我回過神，他又喊道“敵人不投降，就叫他滅亡！”很多人隨著他舉拳高喊。有人捅我讓我舉拳。我沒舉拳，攥拳低頭不動。地主誇爺爺活幹得好我是聽爺爺說過的，但那和當地主還鄉團團長是兩回事……
這就是我初中畢業回鄉後上的第一堂課，我的“冬天”也由此開始瞭。再舉個例子。傢裡八口人隻父親一人吃商品糧，剩下的都吃生產隊毛糧。毛糧要用石碾石磨去掉外殼才能吃，為此要去生產隊牽毛驢拉碾拉磨。驢少戶多。為瞭搶先，我和弟弟後半夜不到三點就爬起來，踏著陷腳的積雪冒著針紮似的寒風，在滿天星光下去一兩裡外的隊部排號牽驢。但有時即使排在第一號也牽不回來—就因為我們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的孫子。看我們哥倆凍得什麼似的白跑一趟，母親心疼得直掉淚。實在沒辦法瞭，母親和我、大弟三人隻好替驢拉磨推碾。磨還好一些，而石碾太重瞭，重得讓我不由得想起毛澤東《為人民服務》裡的“重如泰山”之語。我和弟弟肩套麻繩弓腰在前面拉，母親在後面抱著碾桿推。隨著我們沉重的腳步，泰山般的碾砣吱吱呀呀一圈圈轉動，谷粒開始在石碾下窸窸窣窣呻吟，極不情願地脫去外殼。更糟糕的是，碾房隻是個“馬架子”（房子框架）圍瞭幾捆秸稈和玉米秸，下雪時棚頂漏雪，刮風時四面透風。風大瞭，碾盤上的谷糠連同地下的灰和雪便打旋刮成一團，母子三人一時騰雲駕霧，成瞭糠人、灰人、雪人。有老咳嗽病的母親就更咳嗽瞭，單薄的棉衣下支起的瘦削的雙肩痙攣一般顫抖不止。看得我心都碎瞭。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頭毛驢和不透風的碾房。
這還不算，連起碼的娛樂和尊嚴也被剝奪瞭。一次勞動間歇時我吹笛子解悶，紅眼邊貧協主任厲聲喝道：別吹那玩藝兒！一位叫陶海河的中年人大概實在看不下眼瞭，對貧協主任說：“孩子吹個笛子你也不讓，你這人也太過分瞭！”並不誇張地說，那句話是冬天裡的冬天僅有的一絲溫暖，一縷陽光。
爺爺後來活到八十歲，活到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。直到去世爺爺都沒原諒欺負他的孫子的貧協主任，也沒原諒就住我傢後院的那位高喊打倒他的高中畢業生。“原先見面一口一個林大爺，怎麼就一下子喊打倒我瞭呢？喊得出嗎？忒不像話！”不妨說，爺爺至死都沒理解“文革”是怎麼回事。
多少年過去瞭。貧協主任和那個高中生都已不在這個人世。陶海河還在，仍能下田幹活。近幾年每年回去都去他傢串門，硬塞給他一個紅包—多少算是感謝冬天裡的冬天那絲溫暖、那縷陽光。
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汽車擴大機電容
陳子善：豈止“可以看看”
陳子善
木心先生1994年元月九日在紐約陳丹青兄傢講瞭《文學回憶錄》的“最後一課”，在丹青兄記錄稿《最後一課》的開頭，先生這樣說：“這是我六十七歲時講的課，等你們六十七歲時，可以看看。”
我不認識木心先生（這話或有語病，如果說閱讀作者的作品就可以視為“認識”作者，我早在1985、1986年間就“認識”先生瞭，或可稱為與先生神交已久），無幸聆聽先生講文學，但我今年虛歲六十六歲，已到“可以看看”《文學回憶錄》的年齡瞭。
因此，元旦假期，一直在看《文學回憶錄》，津津有味，好像先生就在面前，耳提面命一樣。研究文學的，往往會被一系列的概念、術語所束縛，自以為理論高深，學問超群，我對此雖早有警惕，但讀瞭《文學回憶錄》，才進一步理解文學竟可以這樣講，才覺得這樣講文學，豈不更好更有趣，也才後級擴大機推薦意識到這樣講文學，才可能會使聽眾真正明白：“文學是可愛的！”
先生其實是在講“世界文學史”，講“中西文學比較史”，講“文學與音樂、美術的關系史”，一言以蔽之，他的文學史觀是開放的、包容的、前瞻的。在他眼裡，文學藝術各種門類，其精神內涵都是相通的。他大致依據鄭振鐸的《文學大綱》講，卻興之所至，古今縱橫，發揮、修正和補充比比皆是，又往往結合自身的經歷，因而，他之所講就更具訴諸聽眾心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，完全自成一傢之說。
《文學回憶錄》洋洋五十萬言，幾乎每一頁都值得細細品味。先生的視野是何等開闊，先生的眼光又何等明銳，先生的見解更何等精湛，但先生娓娓道來，又何等親切，那怕是復述作品梗概，也獨有會心，與眾不同。你或許不會認同先生的某個具體結論，但你不能不承認他所講的會給你帶來莫大的啟示。
當然，《文學回憶錄》這麼一部大書，我的閱讀還隻是初步的，粗淺的，但已深深感受到它的沉甸甸的分量，卻是再真切不過，豈止“可以看看”，簡直非看不可，應該一看再看。
在木心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即將來臨之際，《文學回憶錄》的問世，無疑給喜愛木心的讀者帶來瞭意外的驚喜。原來在詩歌、散文和美術創作之外，還有一位講授中外文學史的博大精深的木心，正待我們去深入認識、領會和研究。
作者系上海知名學者
西閃：動詞是個獨裁者
西閃
如果火星訪客覺得地球人說著同一種語言，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發現，這個世界上所有語言的短語都有著相同的結構。關於短語的規則和特點，有很多話可說。不過史蒂芬?平克認為，有一點特別值得關註，即“動詞是個獨裁者。”
他的意思是說，主語可以省略，賓語可以不出現，但是一個短語要符合文法，動詞的要求必須首先滿足。動詞需要的“裝備”一定要完整，並且準確地出現在它所指定的位置上。否則，這個短語就會顯得別扭，甚至根本是錯。就像“eat you spinach！”（吃你的菠菜！）這句話符合文法，而“ you spinach eat！”卻讓人難受。動詞對處在它前後的詞語進行控制，以區分行為主體、行為、行為客體、行為工具、行為場景、行為方向以及行為過程，這就是轉換—生成文法的一個限制條件，語言學傢稱之為“格語法”（Case Grammar）。
事實上，動詞在語言中引人註目的功能反映瞭行為在意識中的重要地位，有學者把這種地位叫做心理的“凸顯性”（prominence）。
哲學傢邁克爾?波蘭尼（Michael Polanyi）有句名言：“我們想的總比說出的更多。”（ 《個人知識》 ）今天的心理學傢證實，他的見解完全正確。有人統計過莎士比亞的著作，包括戲劇和十四行詩，他大約使用瞭15000個單詞。可是如果我們就此認為，沒受過教育的人至多知道幾百個單詞，而讀過書的人知道幾千到一萬，那麼這種猜測就徹底錯瞭。心理學傢納吉（William Nagy）等人曾經做過統計，一個美國高中畢業生知道的單詞約有60000個，這一數字是莎士比亞的四倍。為什麼我們有如此之多的知識，自己卻毫不知情？答案就在於轉換—生成文法—大部分語言並非學習而來，而是在我們的大腦內部生成的。隻不過這種生成是被動的，不為我們自己察覺。
在人類的大腦中，存在一個生成語言、儲存語言的心理存儲器，心理學傢稱它為“心理詞典”（mental lexicon）。一個普通人在他的心理詞典中存儲瞭大約50000個單詞，並且能夠毫不困難地以每秒3個的速度識別和產生單詞。如此大的存儲量，如此驚人的提取速度，說明它絕非書店中售出的詞典那樣簡單。它必須用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組織起來，以便我們在查找無論A開頭、Z開頭或者K開頭的單詞都一樣快。它還要能夠塗寫，忘掉某些單詞，生成更多的新詞。當然，它還有一個特點，那就是越常用的單詞越容易提取出來，好比一個人說“桌子”，一般比他講“平板組合傢具”要來得快。
因此，神經學傢推測在人腦中，心理詞典是用特異性信息網絡的形式組織起來的。在這個網絡裡，單詞按照一定的特性分類存儲，語義相關的單詞連接在一起，並且相關度越高，聯系越緊密。可是，那種特性究竟指的什麼？學者們莫衷一是。
上世紀70年代，神經學傢沃靈頓（Elizabeth Warrington）等人在研究漸進式語義癡呆癥的過程中，對心理詞典的存儲特性有瞭認識上的突破。
患有語義癡呆癥的病人能夠正確理解和生成句子，但是心理詞典的概念系統卻受損瞭。準確地講，他們的大腦顳葉左側發生瞭進行性損傷，而對聽覺和語言加工有重要作用的顳葉頂部未受影響。這種情況導致患者在進行語義歸類時會發生困難。比如他們很難給照片中的事物命名。當看到一張馬的照片，他們會說“動物”，而看到一張知更鳥的照片，他們會說“鳥”。然而沃靈頓發現，與指認生命物體相比，這些患者在命名人造物體時困難要小很多。比如給他們看榔頭或鉗子等工具的圖片，他們的表現就很好。於是沃靈頓和她的同事們推測，這是因為在心理詞典中，那些人造物體的概念存儲在更靠近運動感知的大腦區域，因而更容易被識別和提取出來。換句話說，人造物體之所以更容易命名，是因為它們與人類行為的聯系更緊密。和依靠物理特性或視覺特征來識別的生命物體相比（例如，蘋果是什麼形狀，什麼顏色？），人造物體可以通過它們的功能性質而更易辨識（例如，我是怎麼使用榔頭或鉗子的？）可見，是行為在心理上的凸顯性成瞭心理詞典中鮮明的標識。
哲學傢蒯因（Willard V. O.Quine）曾經講過一個語言學傢的笑話。他說，假如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原始部落，當語言學傢看到一個土人在追趕一隻兔子，口中大叫“Gavagai！”他會明白這個Gavagai是什麼意思嗎？從邏輯上講，Gavagai未必是“兔子”的意思，也可能是這隻兔子的名字，譬如毛毛球、長耳朵之類，或者自己的心思，甚至任何別的含義。語言學傢顯然不可能從這個有限的事件中歸納出Gavagai的真實意義。
蒯因是想強調休謨提出的歸納局限性，然而他舉的例子卻大有問題。因為每個正常出生的嬰兒都像進入陌生部落的語言學傢，僅憑直覺就弄懂瞭父母吐出的每個字的真實意義。這就好比一張熱氣球飄過房子上空的圖畫，任何小孩都會很自然地指出，移動的那個物體才是畫面中的主體，其餘是背景。他們會像說“氣球在房子上飛過”那樣說“小鳥在樹上唱歌”、“風箏掉到墻那邊去瞭”等等。他們能夠正確地猜測，那些在“動”的事物凸顯在相對靜止的事物之上。（《認知語言學導論》，弗裡德裡希?溫格瑞爾等著）
伍迪?艾倫（Woody Allen）在他的隨筆《門薩的娼妓》中也開瞭一個語言學傢的玩笑。他講一個中年機修工因為花錢請妓女來談論文學藝術，結果遭到錄音勒索。私傢偵探在調查這樁離奇的敲詐案時，對一個應召女郎說，想請兩個女孩來開派對，談一談喬姆斯基。對方說：“哦，哇，那會花掉你不少的錢。”
的確，語言現象太復雜瞭，它足以說明，人類心靈的研究仍然還有太多的疑問。不過，通過心理的“凸顯性”這個重要線索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自己正走在正確的方向上。一個具有可塑性的大腦，就像一張以凸顯性做繩結的大網。可能正因如此，與平克所說的“動詞是個獨裁者”比起來，哲學傢丹尼特講得更有信心。
他是這麼說的：“行為漂亮才是真的漂亮。”（ 《意識的解釋》 ）
作者系作傢、獨立書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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